仇富

港人愈來愈「仇富」，每天不是講發水樓便是魔鬼李家誠。其實香港一點也不「仇富」。全世界最「仇富」的，除了是在五十年代在大陸公審地主的村民外，就可能數到英國人了。

認識的英國朋友，十之八九思想左傾，應該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是一樣。連唯一一個開宗明義說自己是保守黨支持者的朋友，也形容自己是「左傾保守黨」(Red Tory)。跟他們聊天，會覺得他們階級觀念很強，這是香港暫時未見的。

宿舍一位威爾斯人，平日說話風趣幽默，時常大言不愧的說，要是威爾斯有英格蘭的人口，早就嬴了世界杯，有中國的人口便能征服世界。但一提起戴卓爾夫人，便黑起面孔，大罵她只照顧從前讀私立中學、有錢有地的特權階級，把威爾斯全部煤礦都關閉，令不少人失業，經濟永不超生。

私立中學(private school)的學生機會比較多，上大學的比重也比官立中學(state school)的多。天之驕子的身份，性格自然較高傲，行徑高調，喜歡聯群結隊，惹來其他學生討厭。偏偏這些豪門貴胄長大成人後不少都事業有成、割據一方，更令人咬牙切齒。所以現在政客競選，私立學生的身份是個包袱。保守黨在介紹首相金馬倫的網頁上也沒有提及他的母校。

在香港讀名校，別人只會嘩的一聲，沒有什麼大反應。在英國讀名校，反映出你的身份地位，還有幾百年階級的血淚。畢業，英國最近的一次革命已是在一六八八年，社會結構如它諸多維多利亞式建築一樣聞風不動，上議院某些議員的爵位更可追溯到十六世紀。

香港人的所謂「仇富」，是在發現自己層樓發水或物價上漲後細聲的罵句:丟。回到家後便開電視看溏心風暴和溏心風暴，發自己的有錢人夢。

小學雞

幫一個在傳統名校讀小五的小朋友補習，就明白為什麼在香港唸六年小學會令人智商大跌六成。

在一張格仔紙改正數學測驗，小朋友突然大吃一驚，說:「死!用了原字筆。」原來做改正，一定要用鉛筆，否則便會如他所說，「會給老師責罵的」。就是這樣，一張寫了幾行的格仔紙便被扔進垃圾桶，雖然昨日的通識課老師才道貌岸然的告誡同學要珍惜用紙。做數學的文字題，我要他間下問題的重點。小朋友同樣是大吃一驚，說:「不可以的，老師不准，要保持題目紙的清潔。」他又嚴肅的提醒我，「會給老師責罵的」。

一定有一些從小就喜歡規矩的人認為這樣並無不妥，更是一種紀律的訓練。其他人用鉛筆你為何偏偏要用原字筆?這類人多是隨波逐流之輩，沒有主見，從小到大便生活在一個又一個框框之中，擁抱銬鍊，終日提心吊膽，好像放個屁也要跟足程序，否則就有滅門之禍。

訓練紀律、程序、規矩本身並沒有問題。問題是當中的形式主義。學生不會去質疑規矩的合理性，在老師的規矩面前，腦海只有一句「會給老師責罵的」。缺乏判斷能力，長大後對社會上不公義便會不聞不問，或者凡事都用「該當如此」做藉口，含糊過去。他們可能連續十年做班長風紀，操行甲等，但他們最多只能當個星加坡李光耀權威政治下的順民，卻永遠做不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。

早前有人在明愛醫院外失救致死，那個叫死者兒子自行報警的職員，想來一定是個有這台香港教育機器複制出來的優良產品。不肯用用腦袋去質疑規矩，就注定成了它的奴隸。當這個社會，上至行政長官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放棄思考，將思考的責任拱手讓給「上面」，我們只能學鲁迅高喊:救救孩子。

海關

暑假初，到過深圳和台南旅遊。走遍兩岸三地，才知香港是多麼美好，「還記得你說家是唯一的城堡」，只是此家不同彼家。

給人first impression的是檢查證件的海關職員。最差的毫無疑問是大陸海關。一過羅湖橋，一陣香煙夾雜著鄉村的氣味撲面而來，令人想起星期六日被同胞攻佔的銅鑼灣和尖沙咀。大陸海關公安，男的平頭裝，女的像范徐麗泰和未「洗底」的葉劉，制服恤衫白中帶灰，很有茶餐廳feel。他們的品味，還停留在周星馳國產凌凌漆的時代。給他自己的回鄉證，有的一面不屑，有的兇神惡煞。換個場景，給他一張矮三腳椅，一枝牙籤，活像個蹲在農村村口收過路費的惡霸。眼神沒帶點人性，令人只覺得眼前的只是在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，一個專制國度的小小工具。

在高雄入境，踏進機場已覺得很有吉之島的感覺。牆上沒有「學習陳水扁三個代表思想」的口號，沒有「講文明、要衛生、不吐痰」的標語。一切都井井有條，廁所清潔，這是一塊還沒被解放的淨土。有點好像來到日本的感覺，只是到處都是熟悉的正體字，倍感親切。台灣海關給人的印象是正經嚴肅的。檢查我證件的職員，是個中年男人，架著眼鏡，做事一絲不苟，但面目不猙獰，令人覺得他是有家室的男人，是個有血有肉的人。

最好的非香港莫屬。英俊的機場特警，親切的清潔阿伯，令人信任的中年海關職員。出境時，海關會微笑的講句「玩得開心D」，感覺就如在街上遇到一位很久沒見的uncle。每次回來都有親吻土地的衝動。真的想告訴上面的人，這些才是真正的香港人。那個惡導遊阿珍，是深圳河以北的產物，跟香港無關。